因此，加强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势在必行。

[3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73页。第三，人的全面发展包括区域发展的维度，实现区域内可持续发展和区域间协调发展。

之所以说权力有限，是因为基层必须在高层授予的权力范围内按照规定方式行使。人的尊严可以从个体的外部与内部两个角度来观察。再如，第8条第3款规定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第14条第3款规定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第4款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第19条第2款规定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第45条第1款规定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等，它们与扶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危房改造、控辍保学、基本医疗保障、饮水安全、社保兜底等政策形成了规范与事实的对应。法治是中国特色减贫道路行稳致远的有效保障，其对减贫事业的一大贡献就在于，为欠发达地区提供了走向现代文明所必需的规则意识、权责意识、市场意识、自主意识，强化了发达地区的国家整体观念和责任观念，使国家全面现代化获得更为稳定与持续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30]在这个意义上，地方或者区域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高级阶段。

如在教育支持方面，贫困地区享受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贫困地区学生享受高考录取特殊政策。两不愁三保障以及饮水安全等要求便与中国人权道路所倡导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形成了高度契合。在此，卢曼就是从法律系统的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来区分法教义学和法社会学的不同立场。

例如，在刑法学科中，刑法教义学是主体内容，而犯罪学、刑事政策则属于一定意义上的社科法学。（一）1980年代，政法法学流行的阶段 法学知识从政治意识形态中分离出来，这里存在一个拨乱反正的问题。然而，以下三次会议对于我国法学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而且和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间存在密切关系。那么，如何理解知识论呢？在哲学界存在将知识论与认识论相混同的观点，我认为知识论虽然是从认识论演变而来的，但它与认识论却不能简单等同。

2014年的第三次会议将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作为我国法学知识的两条主线，并对其进行深入的交流与沟通，表明我国法学知识布局基本完成。例如，所谓系统法学是指人们用以系统科学为主的现代科学方法来研究法和法律现象的一门科学，是法学和系统科学相结合的一门综合学科，其发展受法学和系统科学发展的影响和制约。

我在该书结束语中区分了实定法意义上的刑法哲学与自然法意义上的刑法哲学，认为二者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法教义学是一种规范认知科学，而社科法学则是一种事实认知科学。随着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学术殖民，采用经济分析方法对法律进行研究的法经济学成为法学与经济学的一种跨学科研究路径，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时期就我本人而言，对于刑法知识研究还停留在非自觉的探索阶段。

卢曼称为自我指涉的系统，指出：在这一自我指涉系统中产生了一个对自己的简化的描述——比如对法律的意义或者适应法律的法律系统部门的表述，并且系统将会使自身的操作适应于这些语义。而社科法学则是采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对法进行研究所形成的知识形态。如果说，1999年第一次会议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为法学知识正名，具有去魅的功能，可以视为我国法学知识拨乱反正的成果。黑格尔所说的法，其实并非规范的法而是指理念的法。

正如《唐律疏议》指出的，法亦律也。2. 法的外部性研究与内部性研究 法的研究存在内外之分。

在这个意义上说，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间并非对立的关系，而只不过是法学知识的两个不同面向。但这些问题在法理研究中未能充分展开，不能满足部门法学研究的需要。

这种古代的法教义学的特点是将法学限制在对法律条文进行语义解释的窄小范围内，因此，古代法学的内容是封闭的而非开放的，方法是单一的而非多元的。而立法较为滞后的部门法，法教义学则发展较晚、较慢。在《法律社会学》一书中，韦伯论述了法律与政治、经济、宗教等社会要素的关系，并将形式理性的学术进路引入对法律的研究，采用法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分析框架，描述不同类型的法律。以梁治平的《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版）为代表的法律文化研究，引领了法学研究潮流，法律文化研究知识谱系总的来说偏向于法律人类学。在西方，古罗马法的法学家以解答和评注方法完成其解释法律的工作。因此，黑格尔的法哲学是以哲学思辨方法对法本体的思考。

认识论主要解决人类认识的来源问题，对此存在经验论与先验论之争。例如，孟德斯鸠揭示了法律应该与国家自然状态相适应、法律应该与国家政体相适应，以及法律应该与居民的宗教、财富、人口、贸易、习惯相适应。

离开规范法学侈谈法哲学与法社会学是十分危险的。在该书中，黑格尔把犯罪界定为一种否定的无限判断，而又把刑罚界定为对犯罪的扬弃，是对不法的否定之否定。

或者说，社科法学是在整体意义上考察法，而法教义学是在个体意义上考察法。当前我国法理学界存在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争，这一争论实际上涉及法学知识论的问题。

第四，程序法在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程序法的法教义学研究相对于实体法而言，存在较大难度。价值可以与许多概念形成对应关系，其中较为通行的是价值与事实。法学是一个从法教义学到社科法学不断进化与开放的知识累积过程，由此推动了法学的学术扩张与理论更迭。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知识界曾经掀起科学三论的学习和运用高潮，这里的三论是指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

而且，社科法学的发展极大地充实了我国法学知识，提升了我国法学知识的质量，使得法学能够与社会学等其他学科平起平坐，奠定了法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王明德指出：律有以、准、皆、个、其、及、即、若八字，各为分注，冠于律首，标曰八字之义，相传谓之律母。

第三，某些新兴法律学科，例如知识产权法学、环境法学等，法教义学的理论借鉴少，法教义学研究难度较大。就社科法学研究而言，例如杜宇的《重拾一种被放逐的知识传统：刑法视域中习惯法的初步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属于法律社会学或者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刑法等立法较为成熟的部门法，法教义学发展较早、较快。2005年我的《刑法教义学方法论》一文从方法论意义上对刑法教义学原理进行了论述，试图将刑法教义学方法运用于对我国刑法的司法适用过程。

在部门法学中，尤其是司法化程度较高的部门法，法教义学知识必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它同样并不排斥社科法学的研究。例如，劳东燕的《功能主义的刑法解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刘艳红的《实质刑法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实质犯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和《实质出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三部曲，同样不是纯粹教义学的，而是包含了部分社科法学的内容。而注释法学缺乏方法论的支撑，也显得十分肤浅。规范的性质问题较为复杂，就其作为一种衡量人们行为的正当与不正当、合法与不合法的标准而言，规范是价值的载体，或者价值内容的规则化。

只是到了2000年代，随着德日法学著作翻译介绍到我国，随之引发了我国部门法中法教义学的研究。律学的主要方法是语义分析，使用的是语言学方法。

当然，之争的描述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之争不应该是势不两立之争，而更多的应是两种知识之间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苏力教授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带动了社科法学的研究。

刑事政策同样是社科法学的产物，它主要采用管理学、对策学、政策学等知识研究社会对犯罪的反应问题。沈家本最先采用法学一词，以此代替我国流行了二千多年的律学。

(责任编辑：赵恩)